富士康连环跳幸存者田玉:十年来,亲手重建生活

0 Comments

2010年,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陆续发生18起自杀事件(据长期关注的学者统计),造成14死4伤的悲剧,被舆论称为“连环跳”,引发社会对“血汗工厂”的大讨论。4名不幸又幸运的伤者中,湖北女孩田玉当时还不满17岁,从此只能坐在轮椅上生活。十年里,她奋发过,消沉过,终于找到一份普通而充实的工作和一个爱的人,得以离开对外界关注的依赖,重建自己的生活。在田玉身后,更年轻的工人走进工厂……

2010年,富士康主板生产线上的女工。 (王轶庶/图)

已经没有人――包括田玉自己――能说清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。她不愿回忆过往,但她清晰地知道,当初作出的那个决定,她后悔了。

当年还是南方周末实习生的刘志毅,在富士康卧底时,时常听人谈论自动化替代人力的问题,当时的说法是“替代成本会很高,时间也会很久”。

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2日《南方周末》新年特刊“十年・未忘”之“新闻续集”

文 | 南方周末记者 汤禹成

南方周末实习生 闫力元

责任编辑 | 吴筱羽

26岁女孩田玉满意如今的淘宝客服工作。一周分早班、中班、晚班,虽然上班时间不同,但她始终可以待在家里。一个月上二十余天班,总能休息四五天。工资足够养活自己,还可以和丈夫朝夕相伴。

她在2018年国庆节期间认识现在的丈夫,不久后的元旦就结为连理。上晚班时,00:30才下班,丈夫会等着她下班才一起入睡。

能记起田玉另一个身份的人已不多――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楼事件中的幸存者。当年3月17日清晨,才到富士康上班一个月的田玉没去做工,从4楼宿舍一跃而下。很难说她幸还不幸,她成为富士康18名自杀者中的4名幸存者之一。前一天,她经历了找不到工资卡、被各级领导扯皮推诿、身无分文走回宿舍等等遭遇。

田玉 (农健/图)

已经没有人――包括她自己――能说清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。她不愿回忆过往,但她清晰地知道,当初作出的那个决定,她后悔了。

2010年让整个中国制造业难忘。一名富士康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2010年时,富士康全国的工人急剧增至一百万左右,基层管理并未适应工人剧增的工厂规模,很多问题明显地爆发。富士康是经济全球化进程里,中国作为“世界工厂”的一个缩影,薄利多销的代工企业背后是难以消弭的劳资矛盾。

2019年底,南方周末记者重访深圳龙华富士康。如今的富士康龙华科技园仅十几万人,而10年前,这里生活着三十多万谋生者。这名富士康内部人士说,2010年惨剧发生后,富士康意识到规模过大带来的管理难题,也有意识地在减少工人数。同时,富士康的全国布局在变迁,成都、郑州等西部地区的园区逐渐成立,一些工人可以在离家更近的地方打工。而另一重背景是,中国代工业的内外部竞争在日益加强。

1 “好好生活,再生个自己的宝宝”

活下来的田玉,在深圳经历手术,幸运地苏醒、恢复。好几个大学生陪伴在她身侧,捱过一段黯然的时光。她感念曾帮助她的那些大学生,如今,她对遇到的大学生也抱持特别的好感。富士康承担了她在深圳期间治疗的费用,再给她18万元作为赔偿。在深圳治疗7个月后,田玉回到湖北襄阳的家。

她持续在武汉、襄阳的康复中心接受治疗,逐渐恢复了部分自理能力,可以自己穿衣服,上厕所,还有洗澡。恢复虽缓,但总有进步。武汉的治疗费有2万多元,而襄阳那家鄂西北工伤康复中心则免费为她治疗。

在襄阳治疗的时候,她认识了一位心理咨询师。无论大事小事,她都会去找那位咨询师倾诉,在田玉的叙述里,那位和她父亲差不多年龄的咨询师,就如同她的知己,也和她一样喜欢种植物。

2010年,一些来看她的人送来一本手工艺书籍。她对此颇感兴趣,开始根据书里的内容做些手工艺品。到了年底,她制作了一批布制拖鞋。次年,布鞋在微博经一些明星转发,悉数卖出。2012年,她开始做洋娃娃,每做1个洋娃娃,需要1周时间,她做了四五个。但最终洋娃娃质量不过关,没能如愿卖出。

接下来的2013年,她的生活陷入消沉。腿上的伤口复发感染,经常发烧,在家躺了大半年。田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那两年,她没工作,也没目标,不知道活着的意义。她时常发呆。发呆时就会看着家里的植物,玉树、千足葵、幸福树,盯着植物的时候,“心情也变得美丽”。那时她脸上很少挂笑容,而她本来是个爱笑的女孩。

2014年,有位纪录片导演来看她。导演和她长谈,聊人生价值,亦劝她振作,更具体的内容,田玉也想不起来了。后来,导演给她寄了34本书,所以那年剩下的大部分时间,她都在读书。她最喜欢李娟写的《阿勒泰的角落》,因为书里写的是一些她永远无法抵达的生活――生病后她再没有机会旅游,阿勒泰的草原和湖水让她心驰神往。还有书里生机勃勃的人,女孩在清澈的溪流里洗头、洗衣,在草原上牧羊。

李娟一家跟随季节流转迁徙于夏牧场和冬牧场之间,流动的生活让她走遍阿勒泰的各个角落,而田玉被固定在一张窄小的轮椅上了。

心情逐渐平静,2015年,她找到一份淘宝客服工作,生活开始变得充实。工资受到答问比、响应时间、成交率的影响,她每天在电脑前坐8小时,双十一、双十二还得加班。

生活日益向好,内心总有小小遗憾。当年去深圳,她不到17岁,在技校财会专业毕业不久,对大城市有向往。如今在襄阳农村,一切都那么平常、无聊。农村里打的难,无障碍设施配备不完善,轮椅上的她出行并不方便。

但她心里明白,可预见的未来里,她会一直在这待下去。“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和我老公一起好好生活,再生个自己的宝宝。”她说。

2 田玉的后来者们

田玉是富士康百万工人里普普通通的一个,不幸却又幸运的那个。

一名曾于2007-2009年在富士康从事工程管理的工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富士康对流水线的管理极其精细,小到工人完成每个步骤的时间,每天在车间要走的路,一个零件到另一个零件的距离。而内部等级众多,从员到师再到管理级,上下级分明。10年过去,富士康仍像厂房内部的一台台机器一样,精密地运转,效益最大化,这是整个制造业普遍的追求。富士康用军事化的管理,让工人像一个个零部件那样被嵌入流水线。

烟台富士康员工普克是新一代打工者。他工作了六年,仍然没有从基本的员级提升到更高的师级。在富士康,他鲜有朋友,但相比孤独,他更容易感到迷茫:“一个月拿三千块,天天上班,也犯愁,看不到出路。”普克说,不工作时,他一般会刷手机和睡觉,看抖音、快手和西瓜影音上的搞笑视频,有时也会浏览知乎问答。他的知乎首页上有很多关于烟台富士康工厂的回答,与交谈中透露的迷茫不同,在回答中他曾提到:“为一个普通人提供就业岗位,就是富士康最大的价值。”

“当初犯下的错,谁让自己不好好上学。”他这样解释自己如今的处境。

和普克不同,淮安的于木毕业于二本院校,一开始就是师级员工。他被安排在周边部门,工作相对清闲。刚毕业到淮安富士康时,他很不适应,常常感到和其他员工有隔阂,员工打饭时不排队的习惯也让他无所适从。高峰期下班的出口处密密麻麻都是人,彼此推搡挤挨。二本毕业的他不甘于永远在富士康干下去,他将这段工作经历看成自己的跳板,“也不知道自己会干到什么时候,反正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,暂时对付着干”。

社科专家的研究里,不同时代的打工者,面临着不同的时代境遇。1980年代以前出生的第一批打工者进入城市,通过打工赚钱后,都回到了自己的故乡,盖房子,娶媳妇。1980年代后出生的打工者与父辈不同,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户口门槛让他们很难真正成为“市民”,但农村的土地又越来越难支撑一家人的生活。他们常会陷入留不下来又回不去的困境。

而1990年代后出生的新一代打工者又有差异。即便考不上大学,父母也会期望他们有更好的教育,因而很多年轻人都进入职业学校,他们自己也会期待职校教育能给他们带来技术上的提升,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。但现实往往很难实现父母和他们自身的期待。

一份调查报告显示,2011-2015年,深圳富士康基本工资涨幅为11.4%到12.8%,而同期的物价增幅为16.9%。更严重的是,富士康工人的工资通常由基本工资、加班工资与福利补贴等部分构成,基本工资增加的同时,由于加班减少,补贴取消,很多工人实际到手的工资更少。和10年前一样,工人仍要依靠加班获取大部分收入。于木说,淮安富士康生产工人的工资已经四年多没涨,2014年时每月三千多元,2019年仍然如此。

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教授潘毅观察到,城中村改造是另一个关乎务工者生存境况的背景,这项本来出于好意的政策,也增加了工人的生活成本。改造之前,他们的房租可能只要四五百块,但改造之后普遍要到八百到一千。

3 十年过去,工人并未被机器取代

但10年间,工人的富士康生活依然改变了很多。

2019年12月23日,南方周末记者走入富士康龙华科技园,这也是富士康总部所在。

这是个如同高校的工业园区,超市、餐厅、咖啡厅、观影室,一应俱全,工人上班无聊、机械、重复,下班喜欢玩网游,工业园里就相应配套了网咖。还有中医诊所,针灸、推拿,服务着十余万工人,他们会有肩颈方面的职业病。

2010年悲剧发生后,富士康在员工宿舍的阳台上都装了铁丝网,以期挡住某种冲动。几年后,随着自杀案例减少,这些网也都逐渐拆除。田玉跳楼一个月后,2010年4月21日,富士康成立了员工关爱中心,至今还在发挥作用。关爱中心里,有倾听室、纳言阁、宣泄室等用以处理员工心理问题的区域。宣泄室里的假人和拳击手套特别抢眼,心理压力大的工人可以到这里,“全副武装”宣泄,时间一般在30分钟内。

关爱中心还设有两个热线:心灵热线,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接听,提供心理咨询;而关爱热线,则是解决生活中的问题,比如工人找不到钥匙了,也可以找关爱热线解决。

工会也提供免费技能培训。在深圳总部工作的李九一也是二本毕业的。平时喜欢电脑的他,报名参加了C语言课程,如今他已经转行,做起了程序员,工资也提高了。他说在富士康接受的免费课程使他受益很多,他感激富士康给自己带来的成长。

普克也听说过工会举办的线下活动,如跳绳、拔河、知识竞赛等,但在他看来,基层员工在长时间的繁重劳动后,很难抽出时间来参与这些活动,“定人定岗,你走了,工作怎么办,产量怎么办?”这些娱乐活动也大都由比较清闲的岗位上的员工参与。富士康另一名官方人士有不同说法,一开始,富士康常以园区为单位举办活动,后来发现各个部门、产线忙碌周期不一,根据具体订单有所不同,举办活动又以各部门主办为多。

至于工会的实际作用,多名富士康工人表示,“小问题能解决,大问题也解决不了”。在于木眼中,工会只是一个节假日发发礼品、偶尔组织活动的部门,工人很少参与劳资谈判过程。

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自动化。

当年还是南方周末实习生的刘志毅,曾在富士康卧底28天。他记得,在他卧底时,富士康时常有人谈论自动化替代人力的问题,当时的说法是“替代成本会很高,时间也会很久”。

但替代其实不久后就发生了。李九一2011年在富士康实习,一开始在流水线上给游戏机两边涂胶水。一段时间后,他被调剂到包装岗位,因为原来的工种被机器取代了,机器可以重复进行涂胶水的工作。

前述曾在富士康工作的工程师也说,富士康的机器人研究早在连环跳发生的2010年前就已开始,研发投入并不小,有专门研发部门,其他部门也有对接人员。

前述富士康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到2016年,全国富士康工厂大概有6万台机器人,但取代的工人数量不好统计,有些工人会被替换到其他产线,有些产线会让机器人和人工配合。而且富士康内部不太倾向“机器换人”这种提法,更喜欢说“解放工人生产力”,企业也不愿公布相关数据。

不过,他也强调,机器人在每个行业运用的形态和程度都不一样,在电子行业就不像汽车制造应用那么深入,对自动化的水准要求也更高。如今机器人技术还只能做一些重复、繁杂、机械性较高的工作,例如搬运、抛光打磨,涉及后端制造更精细的工作,还得依靠人来完成。“人可以做得更好”。

工人也没有感觉到因为自动化裁人。“裁人是很少的。一到春节就会走很多人,工厂人员如流水,厂里对工人的需求还是很大。”富士康龙华科技园里一名工人说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普克、于木、李九一为化名)